近日，體育明星田亮夫婦在港生“二胎”事件引發輿論關注。4月19日，《人民日報》報道稱陜西省計生委已針對田亮夫婦生二胎展開調查，而田亮人事關系所在的陜西省體育局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承認計生委工作人員已來到體育局瞭解情況，大約一周內會有結果。

據《陜西省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實施辦法》規定，如果認定超生，將以當事人所在地公佈的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基數，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本人實際收入超過基數的，應當加收超過部分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依田亮夫婦現在的年收入估計，這個罰款很有可能達到幾百萬元。

長期研究計劃生育的獨立學者何亞福對《投資者報》表示，“從1980年到現在，若平均每個超生人口實際被征收的超生罰款為一萬元，由此可以計算得出：1.5億至2億超生人口的超生罰款總額是1.5萬億至2萬億元。”

“準確地說，計劃生育是謀小康傢庭的財，害貧寒傢庭的命，但對富人是毫無辦法的，因為富人可以選擇境外生子，對其征收社會撫養費不過是隻紙老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原副教授、因生二胎被解聘並被征24萬巨額社會撫養費的楊支柱對《投資者報》表示。

近年來，“社會撫養費”這個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利器”正在成為公眾關注和爭議的對象。

名不正言不順的社會撫養費

“社會撫養費從它誕生那天開始就是不合時宜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是2001年制定的，而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當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22，遠低於我們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生育率過低，我們要做的應該是鼓勵生育，哪裡還需要用社會撫養費來限制生育呢？”

4月23日晚,《投資者報》記者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校園見到因生二胎被該校解聘的法律系副教授楊支柱，他因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個女兒，被海淀區計生委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征收社會撫養費，共24萬餘元。他曾兩次向海淀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均認定海淀區征收決定合法。近日，法院在扣押銀行卡兩個月之後，已采取強制措施劃走瞭卡內的相應額度的錢款。

這位知名“超生教授”告訴記者, 他研究計劃生育已經二十多年瞭，當時還沒有結婚。今日“遭此搶劫，很大程度上是我長期批判計劃生育並且拒絕妥協惹的禍。”

“生第二個小孩不是為瞭抗議計劃生育，但我認為懷瞭孩子墮胎是滅絕人倫的，所以堅持要把孩子生下來。”面臨學校解聘，計生委催逼“罰款”，他曾試圖賣身交罰款，但從來沒有為生二胎後悔。

征收社會撫養費的理由是什麼？國傢計生委的官方解釋是：“法律規定超生者必須繳納社會撫養費，不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因為，多出生人口侵占瞭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

考察社會撫養費的歷史演變，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罰款”，1994年改為“計劃外生育費”，個別省改為“社會撫養費”，這主要是政府認識到計劃生育是一種倡導性義務，對於超計劃生育不宜給予行政處罰。200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文統一為社會撫養費。2001年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將社會撫養費明確地規定下來。

“社會撫養費究竟是行政罰款，還是用於補償社會資源的行政收費，這個問題法律、法規一直沒有界定清楚。”楊支柱對《投資者報》說，“以前直接叫超生罰款，後來為瞭‘入世’，應對國際社會對於人權問題的指責，慢慢改為‘社會撫養費’，形式上表示對公民生育權利的尊重。”

“實質上還是罰款的性質，而且比以前罰得更厲害，要不然怎麼解釋生三胎按照二胎社會撫養費標準加倍征收，難道第三個孩子比第二個孩子要多占用一倍的社會資源？”

“計劃生育可以倡導，但不能強制，公民的生育權利應當屬於基本人權，所以違法生育的說法本身就有問題，征收社會撫養費沒有正當依據。”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建勛對《投資者報》表示。

談及田亮夫婦在港生二胎事件楊支柱認為，“人傢把孩子生在香港，占用你什麼資源瞭呢，陜西計生委的行為很荒謬。”

“以社會撫養費為工具的一胎政策，建立在把人看成是社會的負擔這樣一個不合理的假設之上。”著名反計劃生育學者易富賢對《投資者報》表示，“實際上絕大多數人的一生中所創造的價值總是大於他的消費！”

他認為，田亮夫婦生二胎是非常明智的選擇。“田亮作為運動員身體素質好，符合優生條件，他們將本來可以購買豪宅、名車的財富，用來多養育一個孩子，不但延續瞭傢庭血脈，也是對社會做貢獻。他們的選擇是經得住‘生命核算’的。”

自由裁量權過大年收或超200億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2001）授權國務院制定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具體辦法，而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中又授權地方政府制定社會撫養費具體征收標準和辦法，實際上賦予瞭地方極大的自由裁量權。

以北京為例，《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一）對違反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以下統稱當事人），按照市統計部門公佈的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的3至10倍征收；（二）對違反規定生育第三個子女及三個以上子女的當事人，按照本條第（一）項規定的征收標準加倍征收。”

按照北京市規定，對楊支柱教授生二胎按9倍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征收社會撫養費已接近處罰頂格。然而，在北京還有比楊支柱更加離譜的案例，2008年生育二胎的通州區永順鎮農民馮亞傑，被計生委決定征收14.3萬元，執行標準是2007年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的15倍，遠超北京市征收3至10倍的規定。

通州區計生委給出的理由是，鎮、村兩級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多次要求馮亞傑終止妊娠，而馮亞傑“態度強硬、堅持違法生育”，“影響惡劣”。而馮亞傑至今認為自己的傢庭符合生二胎的規定，“我隻是想要這個孩子，沒有配合計生委去墮胎就認為我態度惡劣。”

去年4月20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駁回瞭馮亞傑和她丈夫降低征收數額的申請，一年過去瞭，馮亞傑沒有能力繳納“社會撫養費”，“孩子如今四歲瞭，眼瞅就到上學的年紀，可是沒有計生委的生育服務證孩子辦不瞭戶口” ，馮亞傑的聲音充滿無奈。

“北京都是這樣，在其他地方處罰隨意性就更大瞭。”楊支柱向記者指出，“沒有計劃生育證明子女不能上戶口、不能上學，沒有計劃生育證明不能買房、租房，不給辦理暫住證，不給辦理營業執照，不給辦理‘低保’，不給辦理駕駛執照……這些趕盡殺絕的措施使得‘超生’孩子的人不敢對隨意裁決的繳納數額說一個‘不’字，甘心做‘砧板上的肉’。”

“《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賦予計生委巨大的自由裁量權。這種模糊的權力給地方計生委有很大的‘灰色發揮空間’，這種腐敗空間的存在進一步說明社會撫養費本身的不合理性。”易富賢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實際上社會撫養費已成為計生委的重要財源。”

1980 年代的超生罰款是每人數百元、數千元，現在的社會撫養費動輒數萬、數十萬甚至上百萬。

長期研究計劃生育的獨立學者何亞福對《投資者報》表示，“考慮到以前的超生罰款標準比現在低，並且有一些超生傢庭沒有能力繳納罰款，還有一些超生傢庭沒有足額繳納罰款，因此我作一個比較保守的粗略估計：從1980年到現在，平均每個超生人口實際被征收的超生罰款為一萬元。由此可以計算得出：1.5億至2億超生人口的超生罰款總額是1.5萬億至2萬億元。”

記者連日來向國傢計生委陽光熱線12356、北京市計生委相關部門咨詢有關年度超生處罰人數和社會撫養費征收統計數據，被告知沒有相關數據或不能公佈。記者仔細查閱有關資料，從浙江省行政事業收費統計分析報告中發現，2009年浙江收取社會撫養費8.94億元，增幅約13%，收費規模首次超過工商。而在安徽省2010年度行政事業性收費統計情況的報告中，社會撫養費收入為8.45億元，增幅達61%。

考慮到作為征收基數的人均收入年度增長，若以9億元為2011年內地各省市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平均數，全國31個內陸省市總征收規模高達279億元。

楊支柱對記者表示，考慮到各地實際征收率不一樣，以及不少直接流入個人口袋中的罰款，總的數額永遠搞不清楚。

巨額社會撫養費去向成謎

對於社會撫養費另一個重大的質疑還在於它的使用問題。

各地的相關法規都已明文規定，社會撫養費要實行“收支兩條線”，“縣級計劃生育部門應當將征收的社會撫養費及時、全部存入財政專戶。”但納入財政之後怎麼使用卻並不像計生部門號稱的那麼陽光。

“北京、上海這幾個大城市規范一點，社會撫養費全部上繳財政，而計生委的工作經費與社會撫養費完全脫鉤。在內地省份，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工作都委托給瞭鄉鎮、街道，雖然是收支兩條線，但30%到40%返給瞭鄉鎮，然後一部分補充縣計生委的工作經費，隻是到財政局轉一道手而已。”楊支柱告訴記者，“一些地方80%至90%的收入都留在縣級以下計生部門，主要用於工作人員的激勵上，要不然這種得罪人的事沒人幹。”

據瞭解，《山東省計劃生育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就明確規定，社會撫養費應當全部用於計劃生育事業。省、市地、縣(市、區)三級計劃生育部門按5：10：85的比例分配使用。也就是說社會撫養費85%的使用權歸縣級計生委，隻要求用於計劃生育事業，具體怎麼花誰也不清楚。

記者注意到，一些縣級政府甚至明文規定，社會撫養費征收款的一定比例用於獎勵鄉鎮、村一級計生專員。正是因為如此，一些地方出現為收取社會撫養費“放水養魚”，對“超生”漠視、對“罰款”熱衷的現象，被媒體報道為“社會撫養費撫養計生委”。

“這樣的問題確實比較普遍，其原因就在於社會撫養費本身就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性質，所以最好就是幹脆撤銷社會撫養費。”王建勛對《投資者報》記者說。

公開信息顯示，2009年，四川內江市縣(區)兩級審計機關對所轄5個區縣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情況進行專項審計調查發現，社會撫養費收入未繳入金庫的問題較突出，全市4個區(縣)共有11344.07萬元社會撫養費收入未繳入金庫，直接在預算外財政專戶中使用。

楊支柱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農業稅取消以後，村鎮的經濟來源受到瞭嚴重影響。預算內的資金又遠不能滿足基層的發展需要，隻能靠征收社會撫養費來運轉。他把這形象地比喻為“省市吃土地，縣鄉吃肚皮”。

“這還是上繳財政的部分，至於村鎮工作人員打白條、關系戶送禮收來的錢全都進瞭私人的腰包，這個數目連計生委主任都搞不清有多少。”易富賢對記者表示，許多地方社會撫養費征收率連60%都達不到，難道剩下的那部分都是收不上來的釘子戶嗎？

人口負擔論站不住腳

公開數據表示，我國2010年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在過去10年中，中國人口增長瞭7000多萬，達到13.4億人。但是中國的生育率卻已經降到瞭1.5以下，也就是說平均每個婦女隻生瞭不到1.5個小孩，遠遠低於2.1的更替生育率。(更替生育率是指維持每一代人人口數量不變的生育率)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著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遠的將來，中國人口將進入一個長期負增長的時期。

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法律正當性在於，中國的人口生育率過高，有必要通過經濟手段加以調節。然而受訪專傢一致對記者表示，30多年嚴厲的強制計劃生育已經使中國的人口結構和經濟發展面臨嚴峻問題，現在到瞭急需調整人口政策的時候瞭。

北京市委黨校社會學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長馬小紅，十餘年長期跟蹤調查北京市人口生育意願，她的調查研究顯示，“北京市被允許生育二胎的雙獨生子女傢庭有生育二胎意願的隻占總數的約四分之一。”

“經濟實力、事業發展的需要以及是否有父母幫助照顧孩子成為決定生育意願的主要因素，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意願的影響並不明顯。”

馬小紅告訴《投資者報》記者，“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文化水平的提高、競爭的加劇，生育率會自然而然地降低，這應該是人口學領域的公論。”她認為，中國現在即使放開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一定會有多大增長，但如果不放開的話，生育率毫無疑問將會繼續走低。

對於今天的低生育率得益於長期的計劃生育政策這一觀點，何亞福向《投資者報》記者指出，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與中國大陸相當的韓國、新加坡等亞洲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傢沒有推行強制計劃生育，總和生育率到八九十年代比中國大陸還要低一些，說明瞭這樣一個道理：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

楊支柱認為，計生部門往往人為提高出生率數據，誇大人口增長的速度以及人口與資源的矛盾，以此來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

最新數據顯示，上海生育率已經降到瞭世界最低的0.7。如此劇烈的人口結構的變化，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日本、韓國生育率降到瞭1.2至1.3的水平後，都出臺瞭大量鼓勵生育政策。

好在，即使在計生委部門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4月24日，人口問題專傢、計生委原規劃統計司司長張二力在京表示，“放開生育控制已不是可有可無的問題，而是迫在眉睫。如果現在政策不馬上改變，20年後，中國的勞動力短缺和老齡化問題將非常嚴重，中國社會將不堪重負。”

（紅網）

中新社北京5月17日電 (記者 丁棟) 中國社科院17日在北京發佈報告稱，2012年中國經濟增速會繼續回落，但仍將處於較高水平，總體前低後高，全年增速可能在8.5%~9%。

《流通藍皮書：中國商業發展報告(2011~2012)》認為，從經濟總體形勢看，目前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大，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行壓力有所增加，中國出口形勢不容樂觀，但2012年國內經濟增長動力具有一定持續性，保障性住房、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等對投資的拉動作用仍會比較明顯，隨著社保體制的完善、工資的逐步增長，居民消費支出會繼續增加，經濟增速仍可能保持較高水平。

對於價格總水平，藍皮書認為，隨著國傢強有力調控措施效果的逐步顯現，加上國際市場輸入型通脹壓力有所減弱，2011年四季度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在逐月回落，年底前漲幅已落至4%左右。目前食品、房地產、交通運輸、能源、資源等商品價格已處於較高水平，商品間的比價關系趨於合理，價格繼續上沖的可能性不大。藍皮書預測，2012年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可控制在4%以內，且在3%~4%的可能性較大，漲幅的中位值為3.5%。

藍皮書還預測，“十二五”期間，在國傢政策和地方政策的促進和主導下，國有資產整合引致的零售業並購重組將進一步提速。中國零售商業並購將進入快速提高市場集中度的“黃金時代”，中國零售商業並購式擴張的時代已經開啟，即以並購為主、新建網點為輔“汰弱留強”式的第二階段擴張已經到來。

藍皮書預計，2012年中國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將超過日本，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網上交易市場。2011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規模增長45.8%，其中網絡購物交易規模突破7500億元，同比增長67.8%，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達到4.3%。其中，B2B領域，無論是中小企業、還是規模以上企業均加大瞭網絡渠道的應用，通過互聯網促成交易的達成。

《流通藍皮書：中國商業發展報告(2011~2012)》的前身是《商業藍皮書：中國商業發展報告》。該書是研究中國商業發展的第一部藍皮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所與利豐研究中心合作的結晶。自2010年以來，《中國商業發展報告》以中英文版在全球同步發行。

　　中新社北京4月28日電 (記者 周音)美國波音公司28日透露，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承諾引進20架波音777-300ER型遠程寬體客機，以增加運力，滿足亞太地區和中國不斷增長的航空市場需求。

　　波音民用飛機集團大中華區銷售及市場副總裁毛毅山表示，中國東方航空公司是波音公司長期且重要的客戶。中國東航作為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決定引進777-300ER以擴充機隊，證明瞭777-300ER能夠為航空公司及其乘客帶來價值。

　　據介紹，波音777-300ER拓展瞭777傢族的能力范圍，將雙發飛機的效率和可靠性帶入瞭遠程市場。該機型可載客365人，航程達7930海裡。

　　波音公司稱，中國東航承諾購買的20架777-300E飛機的協議正在中方審批中，波音期望與中國東方航空公司合作盡早獲得批準。完

　　中新社北京5月3日電 (記者 石巖) 針對美國仍有官員發出人民幣仍需升值的聲音，中國官員3日在此間回應稱，人民幣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已在一個正常范圍內”。

　　“兩國貿易不平衡，首先應討論貿易政策是否全面開放。”在當日召開的中美經濟對話首場吹風會上，陳德銘說：“事實上，中美貿易的不平衡，主要是因為美國對中國出口有著2400多個品種的限制”。

　　而在3日召開的另一場吹風會上，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明確表示，人民幣匯率接近均衡水平已漸成市場共識，“如果市場規律證明人民幣匯率存在不平衡，那麼市場也有其糾正不平衡的力量。”他說。

　　自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累計升值幅度已超30%。人民幣匯率接近均衡水平已漸成市場共識。在此背景下，美方將兩國貿易失衡問題歸咎於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的聲音則陷於瞭“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的尷尬。

　　在此情形下，盡管美國財長蓋特納依舊堅持，人民幣應繼續升值，但中國多位官員3日回應稱，應將兩國貿易失衡的原因從人民幣匯率上移開。

　　“如果美國繼續堅持對華大量品種的出口限制，兩國貿易就難以實現平衡。而最大的受害者，則是出口方的企業和人民。”陳德銘說。

　　而對於出口管制給中國帶來的影響，陳德銘說：“並不是美國不賣給中國，中國就沒辦法自己生產或從其他國傢買到。”

　　事實上，美方也已意識到上述問題。在3日開幕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美國財長蓋特納再次承諾，此事“將在近期出現實質變化”。

　　“我還是在等待，希望自己有足夠的耐心，希望這一天不會太遠。”對於美方的一再承諾，陳德銘笑稱。

中新社北京6月1日電 (記者 張希敏)中國民政部1日在北京舉行以“保護兒童，告別流浪”為主題的救助保護流浪未成年人宣傳日活動時宣佈，2012年1-4月，中國各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共救助流浪未成年人1.1萬人次。

民政部稱，此次活動的目的是引起中國社會對未成年人流浪現象的重視，形成全社會共同關心幫助流浪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圍；增進社會對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的認識，吸引更多慈善力量和社會資源，共同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在全社會牢固樹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意識，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創造更加良好的社會環境，讓所有未成年人在祖國的同一片藍天下健康成長。

去年12月，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等八部門聯合在全國開展為期一年的“接送流浪孩子回傢”專項行動，各地相關部門積極開展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呈現出良好局面，城市街面兒童流浪現象明顯減少。

同時，各地普遍建立完善瞭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機制，采取多種方式擴大救助巡視范圍，增加救助巡視頻率，加大救助保護力度。各地救助保護機構在保障受助未成年人基本生活的基礎上，著重開展心理疏導、教育矯治、法律援助、技能培訓、就業幫扶、跟蹤回訪等多項延伸服務，幫助受助未成年人以積極健康的身心狀態回歸傢庭、融入社會。

此外，各地積極開展源頭預防工作，加大打擊拐賣流浪未成年人犯罪力度，幫助返鄉未成年人及其傢庭解決實際困難，探索做好困境兒童及其傢庭的幫扶工作，最大限度從源頭減少未成年人外出流浪乞討現象。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表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傢庭、社區、學校、社會和政府的共同責任，各方都應在各自職責范圍內做好相關工作，積極營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良好環境。下一步，民政部將繼續推動各地各部門深入開展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保持主動救助保護力度，強化傢庭在預防未成年人流浪方面的第一責任主體作用，發揮社區在預防未成年人流浪方面的服務平臺優勢，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救助保護流浪未成年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升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成效。

在活動現場，來自民政部、北京市民政局、東城區民政局的青年志願者向群眾發放瞭宣傳資料，開展瞭政策咨詢，介紹瞭救助保護流浪未成年人的方式方法。

中新社北京6月4日電 (記者 孫自法) 中國科學技術部4日下午在北京舉行小行星命名儀式,國傢最高科學技術獎獲獎者吳征鎰、王忠誠、孫傢棟、師昌緒、王振義等5位科學傢獲得小行星命名。

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詹文龍分別向孫傢棟、師昌緒本人和吳征鎰、王忠誠、王振義的代表頒發小行星命名證書和小行星運行軌道圖。

萬鋼發表講話指出,國傢最高科技獎獲獎者是中國科技界的傑出代表,以國傢最高科技獎獲獎者名字命名小行星,是對這些貢獻卓越科學傢的尊重和愛戴,必將在鼓舞廣大科技工作者、激勵自主創新、營造和諧創新環境等方面產生積極影響。

小行星是目前各類天體中唯一可以根據發現者意願進行提名,並經國際組織審核批準從而得到國際公認的天體。由於小行星命名的嚴肅性、唯一性和永久不可更改性,使得能夠獲得小行星命名成為世界公認的一項殊榮。以吳征鎰、王忠誠、孫傢棟、師昌緒、王振義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是中科院國傢天文臺施密特CCD小行星項目組發現並獲得國際永久編號,經國際天文聯合會小天體命名委員會批準而正式命名。

中國自1999年設立國傢最高科技獎以來,已評選出20位獲獎者。此前,國傢最高科技獎獲獎者袁隆平、吳文俊、王選、黃昆、金怡濂、劉東生、王永志、葉篤正、吳孟超、李振聲、閔恩澤、谷超豪已獲得過小行星命名。今後,中國還將分批以最高科技獎得主命名小行星。

　　中新網5月4日電 工信部近日制定並頒佈《互聯網行業“十二五”發展規劃》。規劃明確瞭十二五時期中國互聯網發展的目標，包括2015年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18萬億元，互聯網企業直接吸納就業超過230萬人，網民數超過8億人，城市傢庭帶寬接入能力基本達到20Mbps以上等等。

　　規劃指出，作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互聯網正逐步成為信息時代人類社會發展的戰略性基礎設施，歷經多年發展，我國互聯網已成為全球互聯網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互聯網全面滲透到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成為生產建設、經濟貿易、科技創新、公共服務、文化傳播、生活娛樂的新型平臺和變革力量，推動著我國向信息社會發展。

　　“十一五”期間，網民數增長3倍，達到4.57億人，普及率攀升至34.3%，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互聯網服務已形成千億元級市場，2010年，全行業收入規模超過2000億元。同時，互聯網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顯現，2010年電子商務交易總額達4.5萬億元，2007年至2010年間網絡零售交易額年均增速是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速的5.7倍。互聯網創造瞭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2010年互聯網服務企業直接從業人員接近80萬人，並有上百萬人以開網店形式實現瞭就業。

　　規劃同時指出，在我國互聯網行業發展和管理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問題和矛盾也不斷凸顯。一是應用深度和廣度有待提高，區域和城鄉差異顯著。二是人均帶寬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大，國內互聯瓶頸仍突出。三是互聯網技術創新能力和產業實力偏弱，操作系統、核心芯片等關鍵技術瓶頸仍未根本突破。四是市場行為亟需規范，市場規則、誠信體系和行業自律仍需完善，用戶權益和隱私保護有待加強。五是網絡與信息安全問題突出，維護安全可信公共網絡環境的制度和手段需進一步健全。六是法律法規有所滯後，基礎管理仍需加強,跨部門跨區域管理機制的協同性與高效性亟需提升，行業管理力量亟需增強。

　　另外，規劃還明確瞭“十二五”期間中國互聯網發展的目標，包括：對經濟社會貢獻持續提高，2015年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18萬億元。互聯網在社會發展和服務民生中的基礎性作用凸顯，2015年互聯網企業直接吸納就業超過230萬人，並帶動更大規模的就業增長，基於互聯網的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能力顯著提升。

　　同時，互聯網應用服務普及提升。網民數超過8億人，普及率超過57%，其中農村網民超過2億人。網絡信息資源大幅增加，網頁規模超過4000億個，人均占有量提高5.4倍。互聯網固定寬帶接入端口超過3.7億個，城市傢庭帶寬接入能力基本達到20Mbps以上，同時滿足至少2路高清電視和1路高速上網；農村傢庭帶寬接入能力基本達到4Mbps以上，同時滿足至少1路標清電視和1路高速上網。

　　目標還包括，互聯網產業邁上新臺階。“十二五”期間，互聯網服務業收入年均增長超過25%，突破6000億元。新興服務成為主要增長力量，生產性互聯網服務有顯著增長。形成一批掌握核心技術、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互聯網骨幹企業，以及眾多創新活躍、特色鮮明的中小企業。市場競爭環境誠信有序。互聯網市場格局得到優化，市場行為更加規范，行業自律普遍強化，行為守則與協調解決機制全面建立，市場秩序明顯好轉。用戶知情權、選擇權和隱私權等進一步得到保障，用戶滿意度明顯提升等等。

　　中新網5月7日電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近日，《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公佈施行。《規定》明確，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

　　據悉，《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規定的女職工產假為90天，《勞動法》規定為“不少於90天”。《規定》參照國際勞工組織有關公約關於“婦女須有權享受不少於14周的產假”的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難產的，增加產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個嬰兒，增加產假15天。

　　對女職工流產的，《規定》參照原勞動部《關於女職工生育待遇若幹問題的通知》中關於流產假的檔次劃分，明確瞭流產產假，規定：懷孕未滿4個月流產的，享受15天產假；懷孕滿4個月流產的，享受42天(6周)產假。

　　中新網5月2日電 據新西蘭中華新聞網援引英文先驅報報道，Celeste Zhang近日從北京飛抵奧克蘭，張小姐表示機場當局將其以及同行伴侶分開問詢約半個小時。

　　23歲的張小姐是一名護理專業的畢業生，和她的朋友講到，她們在機場受移民官員的冒犯。

　　新西蘭統計局4月27日公佈的數字顯示，由於中國遊客的增長，相比去年同期新西蘭3月份遊客量增長11%。中國遊客的數量增長8700人。

　　奧克蘭一傢中國旅行社相關負責人Chris Li講到，獨自入境的中國女性經常被機場攔下進行約45分鐘的盤問。然而，新西蘭移民局表示並沒有特殊對待中國女性遊客。

　　2011年，共有664人在機場被拒絕入境，其中21人為中國人，隻有7名為女性。拒絕入境的原因包括旅遊，簽證問題，或遊客看起來被認定有犯罪傾向。

　　到今年3月份，共有261.8萬人到新西蘭旅遊，相比2011年增長4%。遊客增長最多的為中國、澳洲、馬來西亞以及日本。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發佈瞭今年的“中國大學50強”榜單排名。該榜單發佈五年來，北大一直排名第一，排名前十的大學也高度穩定。但對近5年來各項統計指標進行分析後發現，近年來高招中實行的平行志願效果日益凸顯：排名靠前的高校平均分提高，最高分與最低分差距縮小；部分有特色、分數排名中段的高校，相較於平行志願政策前分數波動反而更大；而多數排名靠後的學校平均分差呈現縮小的態勢。

榜單呈現

北大五年堅守第一

今年是人大第五年發佈中國大學排行榜。據課題組成員介紹，這個排行榜旨在考查中國高水平大學的綜合實力、核心競爭力及結構效益。

記者發現，五年來，北大一直排名第一。整體來看，與去年相比，今年排在前50名的大學大致穩定。排名前10位的大學中，隻有上海交通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名次交換，其他8名都保持不變。排名前50的大學中，大部分學校名次波動都在3名之內，下降最多的是中國海洋大學，下降瞭7位。

對此，課題組成員沈健解釋，“我們考查的是中國最優秀的大學，因此課題組在衡量一所大學的學科實力時，不僅考查數量性指標，也會考查結構性指標。在衡量大學結構性指標時，我們會考查該校國傢重點學科在其博士點學科中的比例，因此博士點的增加意味著其分母的加大，這是今年有些學校位次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華高招得分最高

在今年的高招排行榜上，清華位於榜首。文理科分開來看，依舊延續瞭北大文科分數最高、清華理科分數最高的局面。

從綜合得分看，清華、北大兩校位於第一軍團，綜合得分達到98分以上，而接下來，復旦、中科大、上海交大和人大四所學校得分非常接近，都在92-93分。南大、浙大、中央財經等學校位於86-90分的區間。

對話課題組成員

京華教育：人大版排行榜從2008年開始已經做瞭5年，在排序上有沒有發現什麼規律和趨勢？

舒穎崗：綜觀排行榜5年的情況，最明顯的特征是穩定。當然，我們也可以從排名上發現一些近年來教育發展趨勢，如中國教育不均衡發展的現象仍然明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仍然是考生追逐的熱點城市；西部學校有瞭長足的進步等。

京華教育：排名如此穩定說明瞭什麼？

舒穎崗：一份穩定也許並不“好看”的排行榜正體現瞭高等教育發展的一些本質規律。知識的生產和人才的培養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作為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的機構，大學的辦學實力絕不可能在短期內一蹴而就，也很罕有在短期內迅速消減的情況，這是大學作為一個學術組織區別於企業等其他組織的主要特點。

京華教育：人大排行榜面市5年來，產生瞭哪些影響？

舒穎崗：排行榜發佈之初，我們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就是使公眾能夠更為直接地瞭解高等學校，同時促進社會對大學的關注和重視，反對國內外的一些大學排行榜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重理輕文”、“重規模輕結構”的傾向。我們的排行榜將這一基本思路貫穿於整個體系中，因此大傢能夠看出我們的排行榜與其他排行榜有著顯著的不同：文科院校的排名比其他排行榜有顯著提高，公眾“重規模輕結構”的觀念也發生瞭改變。

我們對排行榜指標體系的創新也得到瞭社會的認可，如將高考指標引入大學排行榜評價，增加國際性指標、率先將校長影響力引入評價體系等。

京華教育：人大排行榜的影響越來越大，有沒有想過使用評價結果？

舒穎崗：排行榜的公益性是我們一直堅持的目標。排行榜隻是我們研究“中國大學評價”的一項副產品，我們的排行榜幾乎是“零成本”，使用的數據完全是公開、透明，主要來自於教育部官方以及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等機構的數據。最後的排行名次主要是為瞭展示中國高等教育的現狀和發展趨勢，無意對排行榜進行任何形式的商業運作，更不會以任何名義向任何學校收取任何費用。

我們的研究結果是全部免費公佈的，感興趣的人可以在網站上查詢更詳細的信息。

深度解讀

1

平行志願影響凸顯

沈健介紹，全國32個省、市、自治區中有28個已經在推行平行志願。

在高招排行榜統計時，人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對2009年開始實施平行志願政策的河北、吉林等10個省區的數據進行瞭分析。分析發現，平行志願對不同排名段的高校會有不一樣影響：排名靠前並具有良好聲譽的高校平均分提高，最高分與最低分差距縮小，比如在2008年吉林省理科招生中，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的最高分與最低分的平均分差70分，而實行平行志願後的2009年、2010年，平均分差縮小到30分左右；部分有特色學校且分數排名在中段的高校，如北航等大學，相較於平行志願政策前分數波動反而更大；大多數排名靠後的學校平均分差呈現縮小的態勢。

從地區看，平行志願也助推瞭北京、上海高校分數的進一步提高，平均增加瞭4-10分，相當一部分考生填報高考志願時有“非北京、上海高校不上”的報考理念。

沈健解釋，平行志願使得很多高校錄取的最高分與最低分之間的分差縮小。也就是說，報考同一所學校且總分相同的考生可能有幾十個之多。這種情況下，學校無法使用傳統的總分高低的方式來滿足學生的專業志願，一般高校都會參考基礎課（語、數、外）成績進行專業意願分配。因此，平行志願條件下考生要更加注重對基礎課的學習。

2

校長職業化正在形成

“中國大學50強”排行榜創新性地將“大學校長”的知名度作為衡量大學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

課題組成員李晶介紹，根據調查，新上任校長的平均年齡為52歲，均為男性；從學歷來看，2011年新上任的12位校長全部擁有博士學位，其中3人在海外獲得博士學位，占新上任校長總數的25％，且12人中大多數都有過海外遊學、訪學經歷。與美國大學校長平均年齡58歲左右相比，我國大學校長年輕化特征明顯。

從新任大學校長的學科領域分佈來看，其專業領域以理工科為主，僅有少數校長的專業為經濟、管理類學科。有7位新上任校長來自工學學科，占新上任校長的58.3％，比例最高；其次為農學與經濟學領域，各有2位，分別占16.7％；管理學領域有一位，占8.3％。

從職業經歷來看，2011年新任校長中，有83.3％的校長曾任其他高校的校長、副校長或校黨委書記等職務，即絕大部分大學校長來自高等教育內部，這一現象表明大學校長不僅要具有很強的領導和管理能力，也要具備豐富的教育經歷和深厚的學術造詣。既往的高等教育管理經驗已成為大學校長遴選的最重要依據，這說明大學校長的職業化正在形成。

3

西部高校吸引力增強

排行榜研究還發現，西部地區留學生增長勢頭迅猛。課題組成員王紅麗介紹，隨著國傢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進實施，國傢教育資源逐漸向西部傾斜，加之西部高校某些特有的專業設置、較低的學習和生活費用、秀美的自然人文風光等，使西部學校得到更多留學生的青睞，2010年西部留學生（不含短期培訓生）環比增長瞭21％，是東部的2倍，中部的5倍，東西部差距正在逐步縮小。

4

大學博士點出現井噴

在研究排行榜時，課題組發現，2011年，大學博士點出現瞭井噴的現象。據統計，教育部及其他部屬81所高校，2011年新增的博士點數量超過瞭1019個，其中增加最多的大學新增博士點數量達到60個。2008年，這81所高校博士學位授權點總數為5790個，2009年增加瞭91個，2010年增加瞭68個，2011年增加瞭205個，2012年新增博士點的數量比過去5年的總和還多。

博士點井噴是好是壞？沈健解釋，國傢允許大學在一級學科學位授權權限內自主設置和調整是擴大大學辦學自主權的體現，有利於大學根據自身和社會發展需求調整博士教育的結構、培養模式。

但是沈健認為，2011年的博士點井噴現象並非是中國大學發展騰飛的標志，而是教育政策變化帶來的直接結果，這樣的擴張並不必然能提高博士教育質量和提升學校整體實力，也不可能持久穩定。不注重質量的盲目擴張不但會浪費社會資源造成大量的重復建設，而且在一定程度可能導致博士生培養質量的下滑。大學還是應當嚴格遵循學術規律，根據自身優勢，穩步推進學科建設。